乾隆的禮讚── 皇家特藏「天祿琳琅」
乾隆皇帝（1711－1799）晚號古稀天子，在位六十年，論年資來說是一位超群絕倫的資深收藏家。其對鑑賞、收藏書畫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，二十五歲即位後開始檢閱宮廷內部舊藏歷代書畫以及書籍。針對書畫進行清點、編目，所編目之書稱為「石渠寶笈」。對於書籍亦是如此，曾下令挑選宋、元、明珍稀典籍，至乾隆九年（1744）彙集於乾清宮的昭仁殿，[1] 典籍的庋藏皆以成書朝代排序，相同時代的典籍再按經、史、子、集分類陳設，並將此批典籍賜名「天祿琳琅」，作為收藏以供閱覽鑑賞之用。
「石渠」和「天祿」二詞歷史悠久，可源自漢代，東漢班固（32－92）於〈西都賦〉言「又有天祿石渠，典籍之府」，[2] 即西漢宮殿未央宮內的石渠閣、天祿閣，兩閣專為存放宮廷文書檔案與典藏著述；雖歷史文獻紀錄可知，早在先秦時代即有建立保存典籍的機構，但有系統、大規模的典藏始於西漢，隨後歷代承襲。[3] 所以從賜名看得出乾隆皇帝遵古的用意，此外「寶笈」、「琳琅」都具有珍貴圖書之意，而存放「天祿琳琅」藏書的昭仁殿則成為清代皇家特藏宋、元、明典籍之所。
「天祿琳琅」藏書遂日益豐厚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于敏中（1714－1779）、彭元瑞（1731－1803）等奉敕以「掇其菁華，重加整比」[4] 之因編纂書目，確定「天祿琳琅」藏書規模，著錄典籍共計429部。[5] 因藏書目的在於鑑賞，重視典籍的文物價值，亦把書畫鑑賞的陳述風格寫入書目，如《周禮》二函十二冊「又卷末各詳記經注音義，字數點畫完好，紙色極佳」，[6] 且著重版本的描述與考證，記載前收藏者生平事略，也詳細記錄典籍上的藏書印，如形狀、篆刻方式、鈐印位置，印文皆以楷書寫入，並考究藏書印的真偽，書目凡例所載：
這是書目體例的創舉，實為此書目的獨特性，對後世探究印記之學亦有極大助力。此外也提及「諸書每冊前後皆鈐用御璽二，曰乾隆御覽之寶，曰天祿琳琅」，[8] 以彰顯為「天祿琳琅」之藏書，明確且鄭重的鈐印規制成為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一大特徵。
不過至今日，擁有上述鈐印規制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大多不復見，學者推論應受祝融之災。嘉慶二年（1797）十月乾清宮失火，起火肇因是用火取暖不慎，波及到一牆之隔的昭仁殿，導致存放於昭仁殿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全數盡毀。[9] 面對這場大火，退位的乾隆皇帝痛心疾首，下詔書表示自責，言之：
剛即位不久的嘉慶皇帝（1760－1820）為了撫平父親痛失藏書的情緒，隨即諭令重建昭仁殿，也下令彙選蒐集典籍，再命彭元瑞編纂書目，僅以數月時間，至嘉慶三年（1798）讓「天祿琳瑯」藏書再度重生。
根據彭氏撰寫《天祿琳琅書目續編識語》所著錄典籍共計663部，[11] 其規模更是「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五朝俱全，凡皆宛委琅函，嫏嬛寶簡」。[12] 雖沒有明言其鈐印規制，但目前所見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之存本，皆具備整齊劃一的鈐印，即在典籍首頁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與「天祿繼鑑」兩印，末頁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與「天祿琳琅」兩印，前、後副頁處皆鈐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與「太上皇帝之寶」等三印。從「天祿繼鑑」印，可知此批藏書實屬於續編，其一是要表達出承續鑑藏的精神，二是以作為區分前期編目之用。
圖一、屏山集 二十卷 / (宋)劉子翬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81498.001
印文:乾隆御覽之寶、天祿繼鑑
五福五代堂寶、八徵耄念之寶、太上皇帝之寶
副頁處三印為乾隆皇帝晚年最具深意的方印。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為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時年七十四喜得玄孫（載錫，奕純之子，1784－1821），自覺五代同堂，為古今稀有之瑞，加上先祖（康熙皇帝，1654－1722）曾御書五福堂匾，因此鑴刻，以誌勝事。[13] 「八徵耄念之寶」是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作為八十聖壽的紀念。 [14]「八徵」象徵帝王治理國家政事，「耄」引用《曲禮》「八十曰耄」，「念」敬念天地萬象之意，認為雖耄耋之年，所幸天祐，身體康強，一日萬幾，未形智衰，仍須孜孜惕惕處理國事，心懷黎民百姓，[15] 乃鑴刻此印為勉勵之用。「太上皇帝之寶」為乾隆皇帝詔皇太子於丙辰（嘉慶元年，1796）正月上日即皇帝位，自己親御太和殿，躬授寶璽，可稱呼他「太上皇帝」，[16] 為此鑴刻。
圖二、學海 存三卷，傅圖登錄號：177609.082
印文: 乾隆御覽之寶、天祿琳瑯
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、八徵耄念之寶、太上皇帝之寶
代表皇家特藏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在典藏過程發生插曲，雖無法恢復初世樣貌，後人僅藉書目初編約略窺探其究；然在嘉慶時期重新編目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收入典籍數量超越初編，諸部典籍留存至今；透過鈐印可知擁有著乾隆皇帝的標記，加諸三方印的印文意謂乾隆皇帝對於晚年除了自勉、給予自己新的定位之外，更是充滿著自豪、光榮的情懷，[17] 因此用這三方印鈐印於重建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說明乾隆皇帝對此批藏書給予極大的肯定與喜愛。
印記「天祿琳琅」，出自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存二十五卷》，傅圖登錄號：183612.013
印記「天祿繼鑑」，出自《學海 存三卷》，傅圖登錄號：177609.002
[2] 梁‧蕭統、清‧顧施禎纂，〈西都賦〉，《昭明文選六臣彙注疏解》（台北市:華正書局,1974,據傅 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刊本影印），第1冊，頁108。
[3] 劉美玲，《天祿琳琅:乾隆御覽之寶》（台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07），頁2。
[4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1。
[5] 「總計原貯宋版書七十一部，金版書一部，影宋鈔書二十部，元版書八十五部，明版書二百五十二部」。清‧慶桂編纂、左步青點校，《國朝宫史續編》（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18），卷79，頁745。學者曾紀剛依據乾隆內府鈔本重新點算《前目》著錄部數，實為：宋版71 部，金版1部，影宋鈔20 部，元版86 部，明版252 部，通計430 部。曾紀剛，〈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史事補證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第40卷第4期 (2023年6月)，頁112。
[6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 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6。
[7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3。
[8] 同註7。
[9] 劉薔，《天祿琳琅研究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12），頁29-30。
[10] 《清實錄．高宗純皇帝實錄》(北京:中華書局影印本,1986)，卷1497，頁1047-1048。
[11] 據學者張允亮於《故宮善本書目》識語說明「…是月復有書目後編之輯，越七月成書二十卷， 凡著錄六百六十四種」。張允亮，《故宮善本書目》（臺北市:成文出版社,1978,《書目類編》據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影印），第16冊，頁6479。
[12] 清‧彭元瑞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(上海市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)，第917冊，頁121-122。
[13]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〈御筆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〉，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.續編》(臺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71)，第1冊，頁229。
[14] 「辛未，上以來年八旬萬壽，命鐫八徵耄念之寶」。清‧趙爾巽等撰、楊家駱校，《楊校標點本清史稿》(台北市:鼎文,1981)，卷15，頁546。
[15]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〈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〉，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.續編》(臺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71)，第1冊，頁246-247。
[16]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輯委員會編，〈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卻上尊號詔〉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)，第330冊，頁686。
[17] 張華芝，〈古書畫上的「御覽」天地—清乾隆、嘉慶、宣統鈐印題記簡述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103期(1991年10月)，頁107。
撰稿：陳家君
編輯：陳怡蓁
「石渠」和「天祿」二詞歷史悠久，可源自漢代，東漢班固（32－92）於〈西都賦〉言「又有天祿石渠，典籍之府」，[2] 即西漢宮殿未央宮內的石渠閣、天祿閣，兩閣專為存放宮廷文書檔案與典藏著述；雖歷史文獻紀錄可知，早在先秦時代即有建立保存典籍的機構，但有系統、大規模的典藏始於西漢，隨後歷代承襲。[3] 所以從賜名看得出乾隆皇帝遵古的用意，此外「寶笈」、「琳琅」都具有珍貴圖書之意，而存放「天祿琳琅」藏書的昭仁殿則成為清代皇家特藏宋、元、明典籍之所。
「天祿琳琅」藏書遂日益豐厚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于敏中（1714－1779）、彭元瑞（1731－1803）等奉敕以「掇其菁華，重加整比」[4] 之因編纂書目，確定「天祿琳琅」藏書規模，著錄典籍共計429部。[5] 因藏書目的在於鑑賞，重視典籍的文物價值，亦把書畫鑑賞的陳述風格寫入書目，如《周禮》二函十二冊「又卷末各詳記經注音義，字數點畫完好，紙色極佳」，[6] 且著重版本的描述與考證，記載前收藏者生平事略，也詳細記錄典籍上的藏書印，如形狀、篆刻方式、鈐印位置，印文皆以楷書寫入，並考究藏書印的真偽，書目凡例所載：
同一刻而兩印各妙者，俱從竝收，以重在鑒藏，不嫌博採也。…其印記則倣《清河書畫舫》之例，皆用真書摹入，以資考據。[7]
這是書目體例的創舉，實為此書目的獨特性，對後世探究印記之學亦有極大助力。此外也提及「諸書每冊前後皆鈐用御璽二，曰乾隆御覽之寶，曰天祿琳琅」，[8] 以彰顯為「天祿琳琅」之藏書，明確且鄭重的鈐印規制成為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一大特徵。
不過至今日，擁有上述鈐印規制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大多不復見，學者推論應受祝融之災。嘉慶二年（1797）十月乾清宮失火，起火肇因是用火取暖不慎，波及到一牆之隔的昭仁殿，導致存放於昭仁殿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全數盡毀。[9] 面對這場大火，退位的乾隆皇帝痛心疾首，下詔書表示自責，言之：
乾清宮交泰殿災，朕心悚惕。…祇因承值太監等不戒於火，致有此事。現在朕雖已傳位為太上皇帝，而一切政務，仍親理訓示，
茲政事有缺，皆朕之過，非皇帝之過。[10]
茲政事有缺，皆朕之過，非皇帝之過。[10]
剛即位不久的嘉慶皇帝（1760－1820）為了撫平父親痛失藏書的情緒，隨即諭令重建昭仁殿，也下令彙選蒐集典籍，再命彭元瑞編纂書目，僅以數月時間，至嘉慶三年（1798）讓「天祿琳瑯」藏書再度重生。
根據彭氏撰寫《天祿琳琅書目續編識語》所著錄典籍共計663部，[11] 其規模更是「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五朝俱全，凡皆宛委琅函，嫏嬛寶簡」。[12] 雖沒有明言其鈐印規制，但目前所見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之存本，皆具備整齊劃一的鈐印，即在典籍首頁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與「天祿繼鑑」兩印，末頁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與「天祿琳琅」兩印，前、後副頁處皆鈐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與「太上皇帝之寶」等三印。從「天祿繼鑑」印，可知此批藏書實屬於續編，其一是要表達出承續鑑藏的精神，二是以作為區分前期編目之用。
圖一、屏山集 二十卷 / (宋)劉子翬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81498.001印文:乾隆御覽之寶、天祿繼鑑
五福五代堂寶、八徵耄念之寶、太上皇帝之寶
副頁處三印為乾隆皇帝晚年最具深意的方印。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為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時年七十四喜得玄孫（載錫，奕純之子，1784－1821），自覺五代同堂，為古今稀有之瑞，加上先祖（康熙皇帝，1654－1722）曾御書五福堂匾，因此鑴刻，以誌勝事。[13] 「八徵耄念之寶」是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作為八十聖壽的紀念。 [14]「八徵」象徵帝王治理國家政事，「耄」引用《曲禮》「八十曰耄」，「念」敬念天地萬象之意，認為雖耄耋之年，所幸天祐，身體康強，一日萬幾，未形智衰，仍須孜孜惕惕處理國事，心懷黎民百姓，[15] 乃鑴刻此印為勉勵之用。「太上皇帝之寶」為乾隆皇帝詔皇太子於丙辰（嘉慶元年，1796）正月上日即皇帝位，自己親御太和殿，躬授寶璽，可稱呼他「太上皇帝」，[16] 為此鑴刻。
圖二、學海 存三卷，傅圖登錄號：177609.082印文: 乾隆御覽之寶、天祿琳瑯
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、八徵耄念之寶、太上皇帝之寶
代表皇家特藏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在典藏過程發生插曲，雖無法恢復初世樣貌，後人僅藉書目初編約略窺探其究；然在嘉慶時期重新編目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收入典籍數量超越初編，諸部典籍留存至今；透過鈐印可知擁有著乾隆皇帝的標記，加諸三方印的印文意謂乾隆皇帝對於晚年除了自勉、給予自己新的定位之外，更是充滿著自豪、光榮的情懷，[17] 因此用這三方印鈐印於重建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說明乾隆皇帝對此批藏書給予極大的肯定與喜愛。
- 封面圖片：
印記「天祿琳琅」，出自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存二十五卷》，傅圖登錄號：183612.013
印記「天祿繼鑑」，出自《學海 存三卷》，傅圖登錄號：177609.002
- 參考文獻：
[2] 梁‧蕭統、清‧顧施禎纂，〈西都賦〉，《昭明文選六臣彙注疏解》（台北市:華正書局,1974,據傅 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刊本影印），第1冊，頁108。
[3] 劉美玲，《天祿琳琅:乾隆御覽之寶》（台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07），頁2。
[4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1。
[5] 「總計原貯宋版書七十一部，金版書一部，影宋鈔書二十部，元版書八十五部，明版書二百五十二部」。清‧慶桂編纂、左步青點校，《國朝宫史續編》（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18），卷79，頁745。學者曾紀剛依據乾隆內府鈔本重新點算《前目》著錄部數，實為：宋版71 部，金版1部，影宋鈔20 部，元版86 部，明版252 部，通計430 部。曾紀剛，〈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史事補證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第40卷第4期 (2023年6月)，頁112。
[6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 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6。
[7] 清‧紀昀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》（臺北市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83-1986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），第675冊，頁343。
[8] 同註7。
[9] 劉薔，《天祿琳琅研究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12），頁29-30。
[10] 《清實錄．高宗純皇帝實錄》(北京:中華書局影印本,1986)，卷1497，頁1047-1048。
[11] 據學者張允亮於《故宮善本書目》識語說明「…是月復有書目後編之輯，越七月成書二十卷， 凡著錄六百六十四種」。張允亮，《故宮善本書目》（臺北市:成文出版社,1978,《書目類編》據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影印），第16冊，頁6479。
[12] 清‧彭元瑞，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(上海市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)，第917冊，頁121-122。
[13]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〈御筆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〉，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.續編》(臺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71)，第1冊，頁229。
[14] 「辛未，上以來年八旬萬壽，命鐫八徵耄念之寶」。清‧趙爾巽等撰、楊家駱校，《楊校標點本清史稿》(台北市:鼎文,1981)，卷15，頁546。
[15]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〈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〉，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.續編》(臺北市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71)，第1冊，頁246-247。
[16]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輯委員會編，〈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卻上尊號詔〉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)，第330冊，頁686。
[17] 張華芝，〈古書畫上的「御覽」天地—清乾隆、嘉慶、宣統鈐印題記簡述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103期(1991年10月)，頁107。
- 備註：
- 乾隆皇帝用印的印文，根據學者考究約莫有兩百餘條之多，相同印文會因尺寸、字體的不同而有數個方印。
- 「史語所數位典藏整合系統-印記資料庫」中，收錄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、「天祿琳琅」、「天祿繼鑑」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、「太上皇帝之寶」之印記，皆鈐印自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。透過資料庫以「印文」欄位搜尋，將能獲取更多相關印記及館藏鈐印處等資訊。
撰稿：陳家君
編輯：陳怡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