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君卅年至好──兩位藏書家的情誼
「與君卅年至好」──出自於繆荃孫（字炎之、號藝風，1844－1919）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，「君」為八千卷樓藏書樓的後人丁立誠（字修甫、號慕倩，1850－1912）。兩人於光緒二年（1876）在一場文人的聚會相識，繆荃孫對於丁立誠的印象是「眉宇清曠，問學淹雅」。[1] 彼此皆是藏書家，對藏書文化都有極大的興趣而惺惺相惜，之後開始透過書信進行書籍交流。在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至三十三年（1907）間雙方通信次數已有一百八十次， [2]主要內容為繆荃孫委託丁立誠代為補鈔書籍事宜。丁立誠則是協助繆荃孫編刊工作，也邀請繆荃孫至杭州參觀八千卷樓，希望繆荃孫能為他們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內容進行潤飾修改並且作序。繆荃孫在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序文提到「實能上窺《提要》，下兼《士禮居》之長，賞鑑考訂，兩家合而為一，可謂書目中驚人祕笈矣。」這不僅是讚賞，也表達出自身對於藏書的理念。
繆荃孫藏書量雖不及八千卷樓，但對書籍事業涉略相當廣大，不僅藏書、著書、出版書籍，同時考訂版本。倫明（字哲如，1875－1944）形容他「一冊垂為學海津，畢生事業與書親。」 [3]尤其在考訂校勘之學，其目的使流傳下來的書籍接近最初的面貌，對當時的藏書家來說這是一種讀書方法，更是治學的根本之法，繆荃孫不惜花費一生的精力沉浸其中，樂此不彼。校勘工作也成為藏書家互動交遊的方式，丁立誠曾寄其他書籍如《淳祐臨安志》請求繆荃孫代為校勘，繆荃孫孜孜不倦完成這項工作。當繆荃孫在校勘書籍有新發現時，也會告訴丁立誠，繆荃孫的日記寫到「十三日乙丑晴。校《江月松風集》，得逸詩十三首，擬錄寄修甫。」 [4]或是繆荃孫校勘完一部書，也會把書籍借予丁立誠進行鈔錄。兩人從相識再到相互合作，因志趣相投，這段的情誼延續三十年之久。
繆荃孫與丁立誠彼此理想契合，觀念一致，皆主張藏書須流通，希望突破傳統藏書樓的封閉思想，為對方鈔錄、校勘，互相贈予藏書，無形中皆對文化保存盡一份心力。當丁氏家族經商不善，出現財政困難時，丁立誠萬般無奈去函告知繆荃孫藏書欲出售的消息與原因，繆荃孫十分震驚，在日記寫下「可嘆」表達心境， [5]卻也同時積極展開保存八千卷樓藏書行動。繆荃孫立刻致書給當時極力創辦公共圖書館的兩江總督端方（字午橋、號陶齋，1861－1911），獲得端方「力任籌款」的回覆，繆荃孫與陳慶年（字善餘、號橫山，1862－1929）開始為此事斡旋，而繆荃孫就扮演著居中協調的主要角色；繆荃孫的日記詳細記載八千卷樓藏書出售的過程，其中常出現「接丁修甫覆電」、「入署，與陶齋談」、「發丁修甫信」以及面對突發狀況絕望寫下「事不行矣」或「未知能成否」等字句，但在行動上繆荃孫未曾放棄，仍持續努力協調各種問題。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與信任，丁立誠終究期盼家族藏書最後能歸於一處，繆荃孫的積極與誠意最終也促成丁氏藏書順利移轉。過程中繆荃孫事事躬親，舉凡書籍的清點、分批護送等細節，無一不親力親為，費時約五個多月，終於完成這項具歷史意義的書籍轉讓工作。
其後，繆荃孫為丁立誠寫傳時再度提及此事[6] :
悉還公債而不留絲毫以備一己之需，故杭人所共諒。至以書籍全歸江南圖書館，價雖少貶，而書無散逸，易一地耳，書固可按目而稽，在江南猶在丁氏也。
八千卷樓藏書成功移轉至新興的公共圖書館──江南圖書館，並保留至今，實為佳話；而繆荃孫的上述文字也為這樁文化傳承留下完美的註解。
兩位藏書家雖處在社會變遷極大、東西文化激盪的時代，仍保留對藏書的熱愛，互贈書籍，並積極從事鈔錄工作確保古籍的流通，竭力於校勘工作以核實古籍內容的正確性，為後人留下大量精校善本，最後又為丁氏家族藏書流向做了妥善安排，兩人的情誼隱隱然對古籍流傳做出莫大貢獻。
封面圖片：
印記「江陰繆氏藝風堂精鈔善本」，印主繆荃孫。出自《却掃編 三卷》/ (宋)徐度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77317.002
印記「曾藏八千卷樓」，印主丁立誠。出自《尚書集要 存五卷》/ (清)倪景樸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70109.018
參考文獻：
[1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文漫存．辛壬稿》〈丁修甫中書傳〉（臺北:文史哲出版社，1973）頁53。
[2] 石祥，《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》（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）頁88-96。
[3] 倫明，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（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頁32。
[4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老人日記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）第三冊，頁1051。
[5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老人日記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）第五冊，頁1992。
[6] 同註1，頁60。
➤ 編按：
撰稿：陳家君、梁美珍
編輯：陳怡蓁
繆荃孫藏書量雖不及八千卷樓，但對書籍事業涉略相當廣大，不僅藏書、著書、出版書籍，同時考訂版本。倫明（字哲如，1875－1944）形容他「一冊垂為學海津，畢生事業與書親。」 [3]尤其在考訂校勘之學，其目的使流傳下來的書籍接近最初的面貌，對當時的藏書家來說這是一種讀書方法，更是治學的根本之法，繆荃孫不惜花費一生的精力沉浸其中，樂此不彼。校勘工作也成為藏書家互動交遊的方式，丁立誠曾寄其他書籍如《淳祐臨安志》請求繆荃孫代為校勘，繆荃孫孜孜不倦完成這項工作。當繆荃孫在校勘書籍有新發現時，也會告訴丁立誠，繆荃孫的日記寫到「十三日乙丑晴。校《江月松風集》，得逸詩十三首，擬錄寄修甫。」 [4]或是繆荃孫校勘完一部書，也會把書籍借予丁立誠進行鈔錄。兩人從相識再到相互合作，因志趣相投，這段的情誼延續三十年之久。
圖一、遼東行部志 一卷 / (金)王寂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74379.024
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繆荃孫手校
繆荃孫藏書印：「荃孫」
繆荃孫藏書印：「荃孫」
繆荃孫與丁立誠彼此理想契合，觀念一致，皆主張藏書須流通，希望突破傳統藏書樓的封閉思想，為對方鈔錄、校勘，互相贈予藏書，無形中皆對文化保存盡一份心力。當丁氏家族經商不善，出現財政困難時，丁立誠萬般無奈去函告知繆荃孫藏書欲出售的消息與原因，繆荃孫十分震驚，在日記寫下「可嘆」表達心境， [5]卻也同時積極展開保存八千卷樓藏書行動。繆荃孫立刻致書給當時極力創辦公共圖書館的兩江總督端方（字午橋、號陶齋，1861－1911），獲得端方「力任籌款」的回覆，繆荃孫與陳慶年（字善餘、號橫山，1862－1929）開始為此事斡旋，而繆荃孫就扮演著居中協調的主要角色；繆荃孫的日記詳細記載八千卷樓藏書出售的過程，其中常出現「接丁修甫覆電」、「入署，與陶齋談」、「發丁修甫信」以及面對突發狀況絕望寫下「事不行矣」或「未知能成否」等字句，但在行動上繆荃孫未曾放棄，仍持續努力協調各種問題。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與信任，丁立誠終究期盼家族藏書最後能歸於一處，繆荃孫的積極與誠意最終也促成丁氏藏書順利移轉。過程中繆荃孫事事躬親，舉凡書籍的清點、分批護送等細節，無一不親力親為，費時約五個多月，終於完成這項具歷史意義的書籍轉讓工作。
其後，繆荃孫為丁立誠寫傳時再度提及此事[6] :
悉還公債而不留絲毫以備一己之需，故杭人所共諒。至以書籍全歸江南圖書館，價雖少貶，而書無散逸，易一地耳，書固可按目而稽，在江南猶在丁氏也。
八千卷樓藏書成功移轉至新興的公共圖書館──江南圖書館，並保留至今，實為佳話；而繆荃孫的上述文字也為這樁文化傳承留下完美的註解。
兩位藏書家雖處在社會變遷極大、東西文化激盪的時代，仍保留對藏書的熱愛，互贈書籍，並積極從事鈔錄工作確保古籍的流通，竭力於校勘工作以核實古籍內容的正確性，為後人留下大量精校善本，最後又為丁氏家族藏書流向做了妥善安排，兩人的情誼隱隱然對古籍流傳做出莫大貢獻。
封面圖片：
印記「江陰繆氏藝風堂精鈔善本」，印主繆荃孫。出自《却掃編 三卷》/ (宋)徐度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77317.002
印記「曾藏八千卷樓」，印主丁立誠。出自《尚書集要 存五卷》/ (清)倪景樸撰，傅圖登錄號：170109.018
參考文獻：
[1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文漫存．辛壬稿》〈丁修甫中書傳〉（臺北:文史哲出版社，1973）頁53。
[2] 石祥，《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》（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）頁88-96。
[3] 倫明，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（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頁32。
[4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老人日記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）第三冊，頁1051。
[5]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老人日記》（北京市: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）第五冊，頁1992。
[6] 同註1，頁60。
➤ 編按：
目前在「史語所數位典藏整合系統-印記資料庫」中，分別收錄繆荃孫之印記十七枚、丁立誠之印記二枚，鈐印自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。透過資料庫以「印主」欄位搜尋「繆荃孫」或「丁立誠」等關鍵字，將能獲取更多印記及館藏鈐印處等資訊，並探索其中的藏書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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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：陳怡蓁